宗教信仰与话语权密不可分。要深入观察宗教，就必须对宗教信仰与话语权关系进行研究，进而发现增强宗教话语权的途径。

    一、话语是一种权力

话语权简言之就是说话权，即控制舆论的权力。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极大地影响着社会舆论的走向。在当代社会思潮中，话语权是指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

    1. 话语权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工具。古代中国皇帝“一言九鼎”，说明皇帝具有至上权力。西方学者认为社会统治权有两种形式：国家机器和话语权。福柯认为，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把意义传播给社会，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回顾历史，宗教曾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拥有重要的话语权。在当代西方国家，对许多社会问题如生育、堕胎、自杀、同性恋等，基督教会就占据了话语主导权。

    2. 话语权是一种潜在的社会权力。话语权更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美国学者科尔曼提出的“信仰—权威”模式认为，权力只能存在于群体之中，个体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信仰某种权威，出让自身的一部分利益，由他人掌控。在基督宗教中，教徒出于对神职人员的信任，把他们看作神与人之间的媒介，甚至出现许多“卡里斯玛”式的人物。话语权也具有时代性。在各国的兴衰成败中，各国的实力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话语权。例如，古代中国强盛，汉语及其各种名词、概念等就曾流行于东亚及其他国家和地区。

    3. 媒体在现代社会中的话语权。全球化背景下，在现代信息和媒体传播中，话语权表现为：第一种是传播主体的价值取向，如西方的媒体帝国主义通过信息传播的不平等向他国传播明确的或隐含的价值观念。第二种是传播主体的选择权和取舍权。对中国的崛起，西方一些政客或媒体进行妖魔化。例如，美国每年发表《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其中不乏对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进行歪曲和否定的内容。第三种是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和竞争性。各种社会组织和自然人都在争夺话语权，特别是网络话语权。在竞争中，反应速度、影响力、受关注程度以及真实度，都是重要因素。

    二、宗教信仰与话语权

    传统中国神权与公权结合在一起，神权为公权提供合法性依据，公权为神权提供政治庇护。至高的皇帝或圣人是神权与公权的统一体。“汤武革命”“替天行道”，都是打着神圣的旗号从事政治活动，通过话语权获得合法性。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说明了权力与话语之间的重要关系。当代学者刘小枫认为，华夏文化的终极之词称为“道”，基督文化的终极之词称为“言”。“道”与“言”都是“话语”。中国社会的权力模式、信仰结构均为一元双向，在表面上过度整合，结构里都包含着既相反相成、也相生相克的双向关系。

    而在西方社会，信仰与政治、教会与政府也互为表里。政教关系大体经历了政教合一、国教、政教分离等不同时期。现代社会中，宗教虽从政治活动中脱身，但仍占据精神和道德高地，影响着政治和社会，也就是说，宗教仍然占据着一定的话语权。

    三、建立中国宗教的国际话语权

    西方中心主义一直是世界文明的“基本叙事结构”，西方社会掌控着意识形态霸权，主宰着世界文明的“核心话语”。当今时代，借全球化和信息化之机，西方正把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念推向全世界。西方一些组织和个人着力推行“中国福音化”的目的，也是要在中国建立纳入西方结构的话语体系和价值观念。

    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文明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中国共产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说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中国模式”。按照十八大精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我们要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在世界语境中，中国正在扩大国际话语权。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中国宗教组织和宗教界人士，也要建立自信，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的宗教思想、观念、神学体系方面，在国际上拥有话语权。一是要通过和谐宗教的建设在实践上取得成功，奠定国际话语权的基础。二是要在实践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如佛教的讲经交流、道教的玄门讲经、伊斯兰教的解经和演讲新“卧尔兹”、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建设等，建立中国特色的宗教思想、观念、神学体系。三是要向世界推广中国的宗教及其思想，在国际上形成影响。